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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中华区政治敏感人物(PEP)带来的高度风险
一个中国,一国两制及众多PEP

Richard Malish, 总法律顾问, NICE Actimize

相比于其他国家,在中国开展业务需要企业与政府建立更为复杂的关系。对于金融机构(FI)来说,这种复杂性造成了重大合规风险,因为对政治敏感人物(PEP)提供服务的全球反洗钱(AML)规则由于国有实体高管的复杂化、较高的腐败风险和多种互相牴触的监管制度而变得错综复杂。随着近期或即将修订的许多相关法规,以及执法机关的日益周密和关注,大中华区金融机构必须确保其处理PEP的流程和系统符合标准。

何谓PEP?

大多数国家都有立法要求FI对外国PEP执行深度尽职调查(EDD)。PEP被认为更可能遭滥用于洗钱,以及产生贪腐和贿赂等非法资金的上游犯罪者。处理非法资金的FI面临声誉和法律风险,还可能面对协助洗钱的刑事指控。

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(FATF)将PEP定义为现任或离任重要公共职能的个人。中国大陆将PEP定义为:

外国现任的或者离任的履行重要公共职能的人员,如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、高层政要,重要的政府、司法或者军事高级官员,国有企业高管、政党要员等,或者这些人员的家庭成员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员

香港的定义与大陆的定义几乎相同。

台湾一般只只提到要对“高知名度政治人物”采取基于风险的处理方法,并确认承认需要在2018年亚太防制洗钱组织(APG)进行第三次相互评鉴之前改善其做法。台湾还计划公布一份PEP名单,作为一系列AML改革措施的一部分。 虽然一些银行支持发布政府官方的名单, FATF并不鼓励列出个人姓名(而不是职位),而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认为这是一项值得的投资。

与《美国反海外腐败法》(FCPA)不同,中国定义的PEP不仅仅是指“外国官员”。PEP的定义一般限于高级官员,许多司法管辖区,如香港,明确排除中阶或较为低阶的官员。中国定义的PEP还包括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和“密切联系人”,并且PEP的认定不会随任职者离职而自动失效。

外国PEP与本国PEP

美国等许多司法管辖区主要关注与外国PEP有关的风险。他们假设本国 PEP 在其原籍国开立帐户并无什么不寻常的。通常,当本国PEP在更为一般化的基于风险的分析中被确定为高风险时,才会考虑对其执行加强审查。

作为唯一的中国合法博彩管辖区,澳门在协助中国反腐败运动方面面临特殊困难,最近修订了针对FI和博彩经营者的AML法规。其金融管理局新的反洗钱指令和博彩监察协调局的1/2016指令(均颁布于2016年5月)将本国PEP纳入了广义PEP的范畴。

虽然本国PEP与外国PEP受到同样的对待,但值得注意的是,澳门的外国PEP被定义为澳门境外的公职人员(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)。相应的,香港将外国PEP定义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地方”,香港金管局(HKMA)澄清说:“本国PEP包括来自中国大陆、香港、澳门和台湾的PEP”。

虽然香港的本国PEP定义符合“一国两制”和“一个中国”的政策,但却让 AML 政策产生混淆。香港合规官员一般不认为内地、澳门或台湾的PEP会在香港开立帐户,而本地合规团队一般并不熟悉其他司法管辖区的一些风险因素,例如监管制度、该职位的合理收入或获得对这些资金的控制权。

此外,HKMA已表示,FI可以使用全球贪污观感指数等公开信息,来确定是否需要对某个PEP进行深度尽职调查,因为它们经营业务的国家是一个风险较高的国家。中国在贪污观感指数的176个国中排名第79(与巴西和印度相同)。香港排名第15,台湾是第31。 因此,香港FI可以合理地确定应该对来自内地的所有PEP进行深度尽职调查。

预计将强制实施PEP监管措施

大中华区的PEP监管相对较新,因此监管机构目前对其重视程度可能不及某些西方司法管辖区,相关机构也才刚开始较为普遍的AML执法行动。但毫无疑问,即将开展的执法行动将开始反映出大中华区PEP存在较大风险。

事实上,本月(2017年4月)早些时候,HKMA针对一家私人银行处理少数PEP客户上的缺失罚款大约100 万美元。台湾最近受到纽约金融服务局针对台湾银行的AML行动,并急于展示自己的实力,准备2018年的APG相互评鉴。与澳门博彩业带来的压力相似,中国可能会继续加强反腐运动,并通过进一步执行其AML制度继续制止非法资本外流。

本文不提供任何法律或会计建议,任何关于合规性的讨论纯粹出于说明观点。本文所表达的观点是作者个人的见解,不代表NICE Actimize的观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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