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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中華地區高敏感政治人物(PEP)所帶來的高度風險

Richard Malish, 總法律顧問, NICE Actimize

相較於其他區域,在大中華地區做生意的許多公司,可能需要與政府建立更複雜的關係。對於金融機構(FI)來說,此複雜性會產生重大合規風險。向擔任高敏感政治人物(PEP)提供服務的全球防制洗錢(AML)相關法規,將由於大量的國有實體主管、高風險的貪腐和多種互相牴觸的管理制度而變得複雜。隨著近期或即將修訂的許多相關法規,以及執法機關的日益周密和關注,大中華地區的FI,必須確保其處理 PEP 的流程和制度符合標準。

何謂 PEP?

大部分的國家,都有要求 FI 對國外 PEP 執行高強度盡職調查(EDD)。PEP 被視為職權較有可能被濫用進行洗錢犯罪,以及產生貪腐和賄賂等非法資金的上游犯罪者。處理非法資金的 FI 面臨聲譽和法律風險,包括協助洗錢犯罪的刑事指控。

PEP 被金融活動防制工作小組(FATF)定義 為,已受委託或曾受委託擁有顯著公共職責的個人。中國大陸將 PEP 定義為:

外國現任的或者離任的履行重要公共職能的人員,如國家元首、政府首腦、高層政要,重要的政府、司法或者軍事高級官員,國有企業高管、政黨要員等,或者這些人員的家庭成員及其他關係密切的人員

香港的定義與大陸的定義幾乎相同。.

台灣通常僅提到必須對「高知名度政治人物」採用風險基礎法,並已確認3必須在亞太洗錢防制組織(APG)於 2018 年進行第三次相互評鑑之前改進其方法。台灣也計畫公布 PEP 名單,以作為一系列 AML 改革的部分。儘管某些銀行支持發表政府公布名單,FATF 不鼓勵列出個人名單(而不是其職務),而其他幾個司法管轄區則認為這是一項值得的投資。

不同於《美國海外反腐敗法》(FCPA),PEP 不單是指「國外官員」。PEP 的定義一般僅限於高級官員,而香港等許多司法管轄區,明確排除了中級或較初級的官員。PEP 也包括公職人員的家庭成員和「親近夥伴」,且一旦現任者離職,PEP 稱號也不會自動失效。

國外與本國 PEP之差異

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司法管轄區,主要關注與國外 PEP 有關的風險,而假設本國 PEP 在其原籍國開立帳戶並無什麼不尋常的。本國 PEP一只有在經過較普遍的風險基礎分析後,被判定為具有高風險時,才會被列入考慮加強監督的行列。

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具有合法賭場司法管轄區的澳門,在協助中國反貪腐運動時面臨特殊困難,最近修改了有關 FI 和博彩業者的 AML 法規。澳門金融管理局新的反洗錢指令,以及博彩監察協調局的 1/2016 指令,分別於 2016 年 5 月公布,將本國 PEP 包括在內,以作為 PEP 廣泛定義的一部分。

雖然他們都受到同等待遇,但值得注意的是,澳門的國外 PEP 被定義為澳門以外(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)之公職人員。香港為此對國外的定義是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地方」,且香港金融管理局(HKMA)已闡述 「本國 PEP 包括來自中國大陸、香港、澳門和台灣的 PEP。」

雖然香港的本國 PEP 定義遵守一國兩制和一個中國政策,但卻讓 AML 政策產生混淆。香港合規官員一般不認為大陸、澳門或台灣的 PEP會 在香港開立帳戶,且當地合規團隊通常不熟悉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某些風險因素,監管制度、扮演該角色或利用控制該類資金的合理收入。

而且,HKMA 規定 FI 得使用國際透明組織的貪腐印象指數等對外公開資訊,以判定 PEP 是否需要高強度盡職調查,因為他們在風險較高的國家營運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貪腐印象指數的 176 名中排名第 79(與巴西和印度相同)。香港排名第 15,台灣則排名第 31。因此,香港 FI 可以合理地判定,所有來自大陸的 PEP 都應該接受高強度盡職調查。

預計PEP 法規將強制執行

大中華地區 PEP 法規相對較新,因此,受監管機構重視的程度,可能不如西方某些司法管轄區,且相關機構才剛開始較為普遍的AML 執法行動。但毫無疑問地,即將開展的的執法行動,將會開始反映大中華地區更高的 PEP 風險。

事實上,本月初(2017 年 4 月),HKMA針對一家私人銀行處理少數PEP客戶上的缺失罰款大約100 萬美元。台灣最近受到紐約州金融服務署針對某一台灣銀行採取 AML 行動,並將展示自己的實力,以準備 2018 年 APG 的相互評鑑。與對澳門博彩業所施加的壓力類似,中國可能會繼續加強反貪腐運動,並透過進一步執行其發展中的 AML 制度,以取締非法資金外流。

以上並無提供法律或會計上的建議,且關於合規的任何討論純粹作為解釋用途。在此所表達的觀點為作者之觀點,不代表 NICE Actimize 公司的觀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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